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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晚期近代早期法国城市基层治理的理念及其实践******

　　作者：杨光（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从中世纪到大革命前夕，法国形成了三种不同类型的社会纽带，维系着城市共同体的凝聚力和市民对城市的认同。不同社会纽带的背后是不同的城市共同体构建理念，在制度层面则形成相应的基层组织和基层治理模式。

　　第一种理念将城市视为信徒的共同体，城市的使命在于模仿和实现“上帝之城”，对本地主保圣人的崇拜和纪念是市民身份认同的纽带，因此城市组织的基本单位是堂区，本堂神甫同时承担堂区内部分世俗管理的职责。这种类型的城市在法国中部和南部较多，比较典型的是昂热。

　　第二种理念将城市视为多个行会联合而成的大行会，市民身份和行会成员身份紧密联系在一起。在这些城市，行会理事同时肩负市政运转和基层管理的双重角色，与行会联系密切的兄弟会是市民团结的重要纽带。这种类型的城市多存在于手工业和商业较为发达的法国东北部地区，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里尔、杜埃和瓦朗谢讷等。

　　第三种理念将城市视为一个自治和自卫的共同体，城市存在的意义就是保护市民的安全。在当时语境下，城市安全包括对外防卫和内部治安两个方面，前者指不受军队的掠夺、流民的袭扰和领主的侵犯，后者则包括维护内部秩序，应对饥荒、火灾和瘟疫。因此，此类城市的基层治理主要依靠集民兵自卫和市民参政功能于一身的市政街区。街区和与之紧密相连的民兵组织是市政府和市民之间的纽带。这种模式下城市基层治理主要依赖街区官员，巴黎、图卢兹等城市是典型代表。

　　需要指出的是，法国城市构建共同体的三种模式并非截然分明，相互排斥。以巴黎为例，街区是正式的基层治理框架，但行会理事经常被选为区长，而且区长正式就职前需要本堂神甫为其品行担保。由此可见，行会和堂区的代表在以街区为主要框架的基层治理体系中并未缺席。

　　基于不同的历史传统和地域特色，大革命前法国城市基层组织的设置，从名称到职能不尽相同。不过，城市选择以何种共同体理念作为市民认同的纽带和基层治理的基础，从根本上来说取决于城市居民的构成。具体来说，城市基层治理模式与城市人口规模、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城市本身的政治地位息息相关。

　　以堂区为基层治理组织的城市往往是中小城市。城市居民共同的精神生活以堂区为单位进行，堂区的居民往往相互认识并经常见面，便于商议公共事务。此外，堂区登记簿保留了堂区居民出生、婚姻和去世的记录，为市政府了解基层社会提供了宝贵而关键的信息。

　　在行会主导基层治理的城市，行会是市政机构和市民的中介，行会成员对于行会的认同自然转化为市民对城市共同体的认同。在大革命以前的法国城市中，同行业的劳动者往往集中居住和营业，这为行会行使基层治理职能提供了空间上的便利。作为规范和监督成员经济活动、并为成员提供保护的组织，行会既能自上而下地执行市政府的命令，也能自下而上地反映市民的诉求。对工商业占主导的城市，这是一种成本低且效率高的基层治理模式。

　　大体来说，在堂区和行会主导基层治理的城市中，世俗政治权力未能建立起专门的基层治理组织，而是选择借助教会行政体系和行业社团进行基层治理。到18世纪，随着法国民众信仰的淡漠和行会的衰落，这两种基层治理模式的弊端日益凸显，在大革命后或被废除或被改造。相较而言，以市政街区作为基层治理框架能够克服以上局限性。首先，这种基层治理模式不依赖任何社会组织，反映了市政府对基层控制的加强。其次，街区的设置更加灵活，市政府可以根据实际需要，特别是城市空间的扩张，增设街区，而不必依赖堂区和行会的既有框架。最后，正因为淡化了信仰属性和行业属性，市政街区可以包容信仰不同、职业不同的市民，比较适合市民构成复杂、职能多元的大城市。

　　巴黎和图卢兹都用市政街区作为基层治理框架并非偶然。作为首都，巴黎市民的多样性不言自明，而图卢兹则是法国南部奥克语区的中心城市，拥有高等法院、大学等机构。两座城市的基层治理体制都在14世纪末至15世纪初经过市政府和国王的协商后确立下来，并沿用到大革命前。这种基层制度的安排根植于中世纪晚期动荡的历史背景，体现了国王和市民就确保城市安全所达成的共识。

　　由于人口规模和城市空间的差异，巴黎和图卢兹的市政街区在数量、层级以及官职设置上有所不同，但基层治理的理念和实践却是一致的。街区是城市基层治理的基本单元。街区内部被划分为五十户区、十户区等次一级的区域，由区长、五十户长、十户长负责管理。街区的各级官员都由市民推举或选举产生，一般是由辖区中名声好且获得一定职业成就的市民显贵兼任，他们同时也拥有选举上一层官员甚至参加市民大会选举市长的权利。街区基层官员同时担任街区民兵队长，负责征召辖区内的市民组成民兵，平时负责看守城门和维护街区治安，危急时刻则协助城市抵御外敌。因此，街区实际上集社区、选区和军区为一体，其代议职能和军事职能不可分割。总之，以市政街区为框架的基层治理嵌入基于邻里关系和职业声望的人际网络中，让市民显贵担任街区公职的同时受到普通市民的监督和制约，有利于调节城市内部矛盾，促进市民的团结和城市的稳定。

　　然而，市政街区的局限性也不容忽视。首先，市政街区实施的市民自治实质上是有产者的自治。只有在城市内拥有固定住所，按时缴纳城市各项税收的市民才有参加民兵和选举街区基层官员的资格。而当选街区官员的财产门槛要求更高，因为这些无薪水的荣誉职务会占用大量时间，只有家境殷实且有闲暇的市民才能充任。这意味着佣人、穷人、打零工者、流民、外地人等城市下层民众和边缘群体没有政治权利，反而成为街区制度统治和防范的对象。市民内部在16世纪开始发生分化，大商人和食利者等市民上层为了垄断区长官职以及参加市民大会的资格，设法限制手工业者和小店主等中下层市民的参政权。如1554年《贡比涅敕令》剥夺了巴黎手工业者担任区长和当选城市大会代表的资格。街区内市民内部的分化和区长职位的寡头化阻断了中下层市民的上升空间，等级制关系取代了邻里团结，损害了街区乃至城市的凝聚力，并造成街区制度的衰落。其次，从17世纪开始，法国有越来越多的移民涌入大城市，导致以邻里关系和社交网络为基础的基层治理模式难以覆盖所有城市人口，无法应对日益复杂的城市治理问题。最后，街区的自卫职能在17世纪后期因技术和政治原因走向衰落。一方面，随着军事技术的进步和军队的专业化，市民临时组建的民兵在技能、装备和训练上与常备军的差距越来越大。另一方面，近代法国国力、军力的上升让城市免于外在的威胁，而城市民兵在宗教战争和投石党人运动中表现出的自主性又对王权构成了潜在威胁。1670年巴黎城墙被国王拆毁后，巴黎民兵实际上陷入瘫痪；同一时期，图卢兹十户长的军事职能也近乎消失，其职责重心转向基层治安和司法调解。

　　总的来说，同时赋予市民参政权利和自卫义务的市政街区具有灵活性、开放性、包容性的特征，它虽在旧制度末期一度衰落，但在大革命时期又被再度激活，奠定了法国现代城市基层治理的基本框架并影响至今。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09日 14版）

传承家风，做“散发光”的青春“引路人”！******

　　作者：长春中医药大学 齐勋

　　每个人的人生都会有“将登太行雪满山”的无奈，“欲渡黄河冰塞川”的困苦，你把它看作“拦路虎”，就会骑虎难下、踌躇不前。你把它看作“磨刀石”，就会攻坚克难、玉汝于成。因此，人生只有追随光，才有可能成为光，在前行中散发出属于自己的光芒，将这种光芒传递给更多人，照亮更多人前行的路！

　　追随光——收获光芒，感受温暖，获得力量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党史是最好的营养剂。往往“身边的光”才是最闪耀，也是照亮我们最多的。我身边就有这样一个人，他17岁在村外放羊时，放下羊鞭毅然决然跟随路过家乡的解放军东北军区五分队的黑山大队三连走上革命道路。他曾参加辽沈战役黑山阻击战，那段时间每天都在打仗，每天都有战友光荣牺牲。当时战友们只有一个信念，就是为了后方更多的老百姓安全，宁可战死，也必须打好仗。他曾经历过三面受敌，两次身负重伤，“子弹”一颗从耳孔穿过，一颗打入腹腔，生命垂危奄奄一息。现在落下了左耳彻底听不见的毛病，一到伏天就必须去医院，要不然腹腔就会疼得难受。他曾多次冲出过敌人的包围圈，追击过敌人的逃窜。正因为经历过生与死的考验，经历过战争的残酷，才深刻体会到今天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他曾辗转多个部队，因为出身贫寒、战斗勇敢，受到部队党组织的关心与培养，1950年、1953年两次被军队优选参加国庆阅兵仪式，接受祖国与人民的检阅。两次荣获一等功、两次荣获二等功、一次荣获三等功！

　　新中国成立后，因为他对党忠诚、是有理想有抱负的蒙古族青年干部，被国家选派赴蒙古国支援社会主义建设。以党支部书记兼职翻译官的身份，带领来自北京、上海等成熟的建筑工人到蒙古国苏赫巴托尔省，克服思想、生活上种种困难，出色完成祖国交给的援建任务、受到了驻蒙古国大使馆和蒙古国的好评，并被蒙古国大使馆党委提名外援蒙古国政府国家先进工作者一次、蒙古国省级劳动模范四次。

　　时代各有不同，青春一脉相承。这个人就是我的外祖父，现在已经90余岁高龄，有着70多年党龄，他的这束光，不仅温暖着家中的每一个人，更照亮了我的人生，可以说我一直流淌着“红色血脉”，从小就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熏陶。学党史、知党恩、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成为了“我的光”！

2021年寒假，返家与外祖父、外祖母欢度春节

　　成为光——不断成长，努力奋斗，传递温暖

　　2012年，学医5年、本科毕业，到底是攻读硕士毕业生后成为一名医生，还是更好地实现个人理想，仍是个未知数。恰逢第八期全国优秀青少年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育学习班开班，我有幸作为吉林省青年代表之一参加。培训班主要以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为主线，系统阐释了中国共产党带领广大人民夺取政权、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以及改革开放以来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并就社会关注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引导我们用多角度来观察问题，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思考问题。

2012年7月，作为第八期全国优秀青少年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育学习班学员，在中共中央党校“实事求是”石前合影留念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并深刻阐述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有志青年，仿佛触动了最敏感的“神经”，注入一支强心剂。源于本科期间辅导员老师的影响，我也想要成为青春引路人！于是在“实事求是”石前，同学们一起讨论、酝酿，后续还出版了一期《党“夏”青年》，记录我们的所思所学所感，见证在热血青春年代我们的铮铮誓言！

　　后来，我申请成为一名研究生辅导员，向身边的优秀辅导员老师、所带的学生不断学习着。2015年硕士研究生毕业后，面对已经考取的省级三甲中医院医疗岗的编制，我还是坚定选择当一名高校辅导员，我要成为更多青年学子的“光”，引领更多青年成为党和人民信赖的好医生。我也愈发认识到不能只成为学生的“知心朋友”，更要成为学生的“人生导师”；要给学生“一杯水”，自己要有“一桶水”的道理。更加明确教育的初衷是“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只有将国家的未来、民族的希望孕育好、培养好，才会有更好的明天。

2018年，在吉林省医药专业大学生就业洽谈会现场，对学生进行就业指导、就业单位推介

　　散发光——青春领路，砥砺前行，永远奋斗

　　讲好“大思政课”，发挥高校辅导员的作用，思想政治教育的春天一直都在。从一名“求道者”到“传道者”，我深深感觉到自己的差距，所以不断提升自己的思想理论水平与业务能力。学校组织的多项辅导员思想理论培训、沙龙、辅导员大赛，以及参加辅导员国内高校交流项目、赴上海中医药大学交流学习，都让我更加坚定自己选择的道路是伟大的！国家、教育部、教育厅、学校出台的各项政策，让我感受到属于高校辅导员最好的时代已经到来。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首先要“立己德、树己人”，更要形成团队，引领、带动、影响更多的青年学子与我一样，深刻感受到“党”的光辉与温暖。作为医学背景专业出身的我、所带的学生又都是中医药专业，就更需要在行动中显身手、在细微处见真情。

带领学生定期赴社区开展“三服务三提升”工程，发挥医学生专业特长，进行义诊、中医药文化科普、健康知识与疾病预防知识宣传、建立健康档案

　　只有走进大学生，才能做大先生。我一直认为辅导员是距离学生最近的群体，只有把握学生的成长规律，才能更好地教育学生、服务学生、帮助学生。与学生谈心谈话、了解学生背后的故事；带领学生一起到社区、到一线、到井冈山等红色革命教育基地，重走抗联路，重温过去战斗的岁月；与学生一起接受时代楷模的教育，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共同观看冬季奥运会、运动健儿的拼搏之姿，为冬奥会的召开书写赞歌、感受中国力量；带领同学们战斗在疫情防控第一线，发挥医学生的专业特长，我们在传承精华、守正创新的道路上愈加坚定……

　　见证一批批学生入学、拼搏、毕业，我也在一同成长。2021年在工作的第六年，我收获了“全国最美高校辅导员”的殊荣，获得了更多关注、同样也感受到自己肩负的沉甸甸的责任与使命，那就是更好地培养新时代的中国青年。2022年我以高校辅导员、党员代表身份，参加中国共产党吉林省第十二次代表大会，这既是信任、认可，更是责任、担当。只有让更多的青年学子了解、感受在党的领导下家乡的变化、发展成就，才能更好地投入到建设家乡、贡献家乡的行列中，为国家的发展贡献力量。

　　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历史交汇点上，我们每一个人都站到了新的起跑线上！奋斗者，正青春！在青春的赛道上奋力奔跑，争取跑出当代青年的最好成绩，是我们对新时代的双向奔赴，也是对新时代的最好回答。

　　不忘来时路、走好脚下路、坚定未来路。当我们不再迷茫、不再彷徨，就会发现，“光”无处不在，每一个人都在追随光的过程中成为了光。照亮更多青年学子前行的路，努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成为我的光，更是我要散发的光！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